相爱相利是兼爱的另一个说法。
所以，现代新儒家的头号代表人物熊十力才会这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孔孟荀三位儒家大师在屈民而伸君方面的一贯道立场：至于君臣之义，为小康礼教重心所在。然而，一旦将其置于具体语境的文本关联尤其是孟子思想的整体架构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观念正像传统儒家所坚持的民本观念一样，也主要是把民众当成了巩固君主统治的工具性之本、而不是自身具有尊严价值的目的性之本，因此就其精神实质而言依然在于尊君。
事实上，正是在确立这种血亲等级架构的方面，孟子大大超过了孔子，十分清晰地把孝视为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孟子·离娄上》），并且还以大舜圣王在父顽母嚚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做到大孝为榜样，特别强调了哪怕父母对子女不慈，子女也得对父母尽孝的绝对命令。就此而言，孟子在主张民贵君轻之后紧接着强调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以及他在《孟子·离娄上》中所说的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从这个角度看，孟子的民贵君轻说虽然在儒家中的确是独树一帜，但并没有多少原创性的新意，尤其与强调民众在政事治理中自己作主的民主观念风马牛不相及。在这个意义上说，民贵君轻的观念依然是从维护君之尊的视角肯定民之贵，借此告诫君主官员应该重视百姓生活、关注民心向背，才能确保自己的统治权威传至万万世。在另一次与齐宣王的对话中，孟子甚至还依据血亲情理的差等原则，在大人中把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也区分开来，一方面认为只有贵戚之卿这类血亲性的大人才能在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的前提下采取易位的革命行动，另一方面又剥夺了异姓之卿这类非血亲性的大人推翻昏君、拥立明君的政治权利，指出他们在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的情况下，只能远走高飞地则去（《孟子·万章下》）。
（《孟子·尽心下》）这个命题虽然曾经让某些古代的帝王感到愤怒（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据说就因为孟子对君不逊下令罢其配祀孔庙，删节《孟子》），但同时又在现代受到了一些学者的高度肯定。（《孟子集注·尽心下注》）换言之，孟子之所以主张民贵君轻，并不是因为他尊重百姓过于君主，而只是因为在他看来，君之尊最终也要依赖于民和社稷的存亡——毕竟，那些失去了民心的亡国之君，根本就谈不上还有什么尊了。在此基础上施以教化，驱而之善，故从之也轻。
美国学者迈克尔·沃尔泽写道：科举考试的判分是相当公正的，至少在19世纪该体制瓦解之前是这样的。儒家德治、仁政与义王之社会理想构建固然推崇精神文明生活，但并不表明儒家不重视物质文明生活和民生日常需要。其四，激发社会化学习动力的人性本源追问与内在超越精神。同理，儒家伦理本位的教育价值系统也是当代中国伦理建构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尤其是当代过于功利化、物质化和外在化的价值导向偏好，反观儒家伦理本位与内圣取向的教育价值建构自有其独特的现实意义。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也，斯得天下矣。
[34]义利之辨乃儒者第一义，[35]把明天理，灭人欲作为理学教育纲领，借助理一分殊重构国人的精神世界，并通过日用切近的一物一事之穷理、私心杂念之克制，特别是通过制度化的书院讲学之风、乡约礼俗的践行与家规族法的重构，以期回归被日益边缘化的伦理要义，再建王道政治的理想化境。[19]然而，要真正做到让老百姓心服口服的选贤与能并非易事。其三，儒家伦理本位的教育价值建构之当代意义。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朱熹不仅将董仲舒的语录——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写入《白鹿洞书院揭示》，而且聘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宣讲义利之辨，更明确指出：凡事不可先有个利心，才说著利，必害义。不难看出，儒家伦理本位的教育价值系统之建构是中国王道政治理想的精神支撑，在凝聚人心、教化民众、传承文化道脉和塑造独特的大中华民族精神等方面均起到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科举考试过程的舞弊防范意识日益高涨，科场条例法规愈益严密。儒家追求贤人政治，并落实于相对公平的科举制度，彰显每位个体所拥有的基本平等的参政权。
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6]在他看来，为政者不只是要在道德上做出榜样，更要体贴关爱老百姓的经济恒产和日用生活。
其一，庶，富，教的教育路向建构与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启示。[8] 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法家的思想因素，但他并没有改变其儒家立场。
[2]孔子深信，一般的行政法治可以使百姓不敢为非作歹，只有朴实的道德教化才能让其心悦诚服地归服正道。[10]他深知人高于一般动物之处，在于人能群。但由于其运行轨迹不乏平等、公正的内涵，故对后世教育制度变革仍具有重要的引领借鉴之功。将相本无种，男儿自当强。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15]生活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春秋末期，孔子终身都在谋划其理想中的正义社会，这一正义社会当然不是世代相沿的世袭制社会，而是贤才是举的仁爱型社会。
同理，孟子主张制民之产——为百姓储备恒产，让老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23]要求君子须见利思义，[24]以义为崇高的价值理想——义以为上。
应该承认，科举制度的建立表明原始儒家选贤与能的理想得以真正落实，它强化了儒家的伦理本位精神和经学教育意义，促使儒家伦理思想的社会化和价值观念的民间化，为寒门俊杰指明了一条通向皇权统治阶层的向上流动之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14]正是借助对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和现实变革的深切透视，荀子十分坚决地否定了功利权谋导向，提出了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的治国良策，从而为儒家教育的理性建构奠定了基本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儒家一贯坚持为己之学，[36]提倡我欲仁，斯仁至矣。
[13] 很显然，荀子并没有背离孔孟以德服人的王道路向，而是在继承孔孟德治、仁政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礼义之重，彰显义立而王的社会正义准则。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无论是汉代的举秀才，不知书。2000多年的儒家教育实践与理论探索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中潜藏着许多深刻的东方教育智慧，需要我们站在全球化的时代高度上进行科学的理性审视和细致的意义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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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从孔孟开始，儒家即大力倡行人伦纲常名教，主张助人君顺阴阳，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
但不可否认，2000多年的儒家教育实践与理论探索必然蕴藏着许多十分深刻的教育智慧，需要我们站在全球化的时代高度上进行科学的理性审视和细致的意义挖掘。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
儒家创始人孔子并没有告诉我们人性是什么，但强调国人具有相近的人性，后天学习与否才是使人真正拉开了距离的关键。[11]所谓分，就是贵贱、长幼、智愚之差别。[14]正是借助对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和现实变革的深切透视，荀子十分坚决地否定了功利权谋导向，提出了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的治国良策，从而为儒家教育的理性建构奠定了基本的发展方向。但由于其运行轨迹不乏平等、公正的内涵，故对后世教育制度变革仍具有重要的引领借鉴之功。
荀子十分自豪地把合理的社会分工及其所得，当作社会和谐建构的必经之路——义以分则和，并进而指出：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儒家并没有坐等财富的自然降临，而是在爱护民力生养和凸显以义生利的求富过程中，同时播扬了儒家重义轻利、义以为上的价值哲学。
[37]以及人皆可以为尧舜[38]的平民成圣观，肯定下学人事，即可以上达天理的日常生活态度，都共同构筑了儒家日用切己的内在超越精神与天人合一境界。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在这样的社会里，统治者自己即是道德的楷模和正义的化身。[26]荀子则直言：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
